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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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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
 
自从郭飞雄的公开信见网后,我就象当年中国人权数位理事的辞职信公布后一样处在交战中。
 
前不久打开邮箱就见朱学渊点评万之(陈迈平)对罢免余王提案的看法。读后浮想联翩。记住朱学渊是因为:有次和一女编辑聊天时,她告知我的一篇文章被朱学渊点评,而且是恶评。我让她发来一阅,可惜她没保存。上网时间越长,我收到的邮件越多,某天也收到“学渊点评”,于是,我赶紧去信讨要有关我的“恶评”,可惜没有要到。
 
读了几期点评后,我断定这位先生是个深受党文化影响的异议知识分子,他点评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事物比如万润南十分到位,“恶评”我的文章也不奇怪,因为我与党文化水火不相容。这次他的点评在我看来就曲解了万之的原意。陈迈平举米里哀主教宽容逃犯的事例,不只是提倡宽容,也是在批评余杰,因为余杰以基督徒之名排斥不是逃犯的郭飞雄,这和米里哀主教连逃犯都宽容岂非有天壤之别?眼见由陈迈平等人创建的独立笔会被他评为“类居民委员会”,我更是惋惜。但那天我只有空给陈迈平写信表示:我希望他劝余王主动辞职,一来我不愿见余王象刘青一样拒绝下台而造成民运阵营的又一次笔战,二来我也不愿见余王为了一己私利而影响独立笔会的团结和声誉,到头来象刘青一样失去昔日的光环。
 
也就在那时我决定抽空以《独立笔会与柏林大会 — 谈海内外作家的选择》为题写下我的一些联想。刚开了个头就见大陆作家力虹质问《吴弘达他想干什么?》。对此我无暇专门答复,便把答案写进了手中的草稿。我每完成一篇草稿,都会发给能联系上的相关人士征求意见,这次也不例外,不过这次的例外是我把矛头对准了一个“反共人士”,而这个“反共人士”不是芦笛这样只在中文网活动的匿名者,而是一个让欧美各界获知“劳改”的吴弘达,这在过去我一直竭力避免,毕竟我反共就是反对共产党与天地人斗。也因此我总是逃避矛盾,我无意加入民运中的任何组织包括笔会,就是为了回避“内斗”,我更愿意把精力用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尤其是法轮功的反迫害运动。可惜事与愿违,当旅德学者仲维光的雄文《从德雷福斯事件看余王排郭丑闻》见网后,余王的支持者不仅指责仲维光造谣,而且还受芦笛的影响要开除提出罢免余王的高寒。
 
而我十分赞成仲维光的观点“本来通过这样一次会见,通过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让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所收敛,给很多还在大陆的一般法轮功学员带来喘息的机会,但是,余杰和王怡的做法,却扼杀了任何这样的可能。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过失。这就是个人思想和个人品质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的生活和生命。”
 
“余杰、王怡,无论是出自什么目的,都使得这次会见,以对共产党暴政减低到最微小的危害开始,以对笔会、对维权运动造成最大的伤害而继续。”更是一针见血。仲维光不愧是位一身正气的社会学者,他宁可流亡海外,也拒绝回到“党的怀抱”。仲维光在这篇文章里道出了一系列我想不到也说不出的看法,毕竟仲维光是许良英的学生,了解为中共建立红色暴政并维持独裁卖命的几代笔杆子,也与包括丁子霖在内的体制内异议者打过交道。而我有幸能从17岁起就躲着凡是带中共特色的人事物,以致我现在想帮人三退都找不到对象,毕竟我住在德国。我能联系上的人要么连少先队都未加入比如何清涟,要么早就自己在大纪元上发了三退声明比如唐子。
 
既然仲维光代表我的立场,仗义为曾铮和盛雪说话,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况且“余王拒郭”确实堪称举世无双的丑闻。此事件曝光后我象黄翔等无数同行一样义愤填膺。这位以“拒绝谎言”令我赞赏的四川老乡居然敢于公开撒谎,且不尊重民运前辈。如果没有魏京生们的前赴后继,没有苏晓康们创办的“民主中国”,没有陈迈平们创立的独立笔会,余王如何得以出国风光?难道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吗?再说无论他们到何处讲演,不多是民运人士(包括法轮功学员)替他们张罗?余杰以笔会副会长身份出席德国政府招待国际笔会年会的全体与会者时,想被梅克尔总理注视一下,也离不开民运人士,因为帮他翻译的廖天琪曾任民主中国阵线的负责人。我真不知道余杰何以非要在布什接见时把民运人士当跘脚石一脚踢开?
 
在“余王拒郭”丑闻曝光之前,我忙于反抗中共,无意去追究余杰。我走马观花时,读过他的部分文章,对他心存疑窦,但我主张求同存异,鉴于他也反共,我还是一有机会就为他辩护,从未想到要去调查他的成名史,现在我产生了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会突然变得言行卑劣。再说我对余杰如此反共却热爱鲁迅也一直莫名其妙。
 
于是我决定要查个究竟。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还在考虑是否落笔。7月28日余杰的新作《以真话来维权》便自暴其确实属吴弘达的同类,把谎言当真话说,而且还说得那样义正词严。难道余杰不知美国人权律师叶宁认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调查报告翔实有力,证据充足,可以被任何法庭接受”吗?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从实招来。
 
调查过程
 
通过互联网我向一系列和余杰打过交道的人了解他们对余杰的印象。我从家乡四川问到异国他乡,没人赞扬余杰,只有一位香港文友虽然认识到余杰是“有缺点的批共青年”,但出于爱护后生的好心建议我不要再踩他一脚,这也是我为何考虑是否落笔的原因。
 
网上对余杰的评论更是贬大于褒。好笑的是被余杰害得不浅的郭飞雄曾撰文为余杰辩护,声称《余杰有气节》!另一部毛传的作者陈小雅则表示《余杰有坚持“毛式思维”的自由》。《投机的余杰与余杰的投机》对我启发不小。可惜我不认识作者,不过我信得过的东海一枭和张耀杰也都提及余杰涉嫌剽窃。东海一枭表示:传言此人屡有剽客行径,不悉内情,姑妄听之。但这次“拒郭事件”,充分说明这小子品质之卑劣。借神名义排斥郭飞雄和维权运动,于己无利,于他人及民主事业有害,这是狭隘;黄慈萍指出,白宫网页说布希接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傅希秋新闻发布说“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而不是余杰所言的接见基督徒和中国宗教自由状况高峰会,这是撒谎。
 
张耀杰在“余王拒郭”丑闻曝光后也象东海一枭一样站出来痛斥余王的不义之举。在这之前张耀杰也象郭飞雄和我一样曾撰文为余杰辩护,不同的是他为其剽窃行为辩护,因为在他看来五四知识分子也多劣迹斑斑,鲁迅等也曾剽窃!对此我却不能苟同。
 
自从我想接清水君的班而研读鲁迅起就注意到大陆学者张耀杰。在我眼里张耀杰等一系列大陆学者堪称垦荒牛,他们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在中共一手遮天的情况下,用确凿的史料证明红色文人尤其是鲁迅的虚伪蛮横。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因为中共颠倒黑白并用暴力要挟国民相信马列主义这个西方邪说(黑)为真理(白),他们便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真理(白),因而不分黑白(正邪),甚至混淆黑白;因为毛泽东这样的邪恶之徒曾被中共打造成“神”,他们便不相信这世界上真有神存在。
 
“存天理灭人欲”是一再遭张耀杰批驳的古训。而我相信真理、相信神佛,区别正邪、把“存天理灭人欲”当成古老智慧,并用此约束自己。我不会用此道德高标来要求身边的男朋女友,因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和必须各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如果哪个公众人物用与我类似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人而又恰巧在我面前言行不一时,我就会义不容辞地加以揭批。这是我揭批中共偶像鲁迅还有中共帮凶李敖的主要原因。而余杰确实堪称他自我标榜的鲁迅之徒、李敖之弟。
 
感谢在德国孤狗很听使唤,输入“余杰 剽窃”后我得到19600条相关资料。互联网忠实地记载了余杰自登上文坛以来就不断有人公开指出他涉嫌抄袭的诸多证据。
 
余杰的成名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涉嫌抄袭了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
 
朱大可认为,余杰的《我看<水浒>》涉嫌抄袭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书的部分内容。
 
而余杰的《知、性、游——重读杨绛》则多处和胡河清的《杨绛论》(载于《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这些指控导致余杰成为2001年大陆文坛9大涉嫌剽窃案的案犯之一。
 
余杰也因此被徐林正,一位因遭剽窃而立志打击剽客的余杰同龄人列为“文坛剽客”第二名。
 
徐林正象余杰一样也是位生活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与余杰不同的是当余杰一心想投入被人嘲笑为“做鞋”的中共作协的怀抱之时,徐林正因崇尚自由主动放弃了一份体制内的好活。《文坛剽客》(台海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一书是徐林正的畅销书之一,在此书里他用了30页,约1.7万字论证《余杰:是新青年,还是文坛剽客》。此书综合和考证了张育仁等对余杰的指控并得出肯定的结论。遗憾的是徐林正身在大陆,不可能象我一样能够认识到新青年和文坛剽客不对立,相反,正因为余杰崇拜鲁迅等党文化的奠基人,堪称新青年,才会蔑视旧道德而为了名利不择手段。
 
鲁迅因投靠国民党不成而上了共产党的贼船,甘当中共头号笔杆子,以骂人闻名并染红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而推崇鲁迅的余杰想进入体制内不成,便以“拒绝谎言”的高姿态把自己描述为“六四之子”,并因此获取民心,甚至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
 
刘晓波在《文坛剽客》出版发行的同年同月(2002年6月)还专门为余杰的文集《拒绝谎言》作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题为《余杰怎么成为文化名人?》的序言中刘晓波还谴责了“把剽窃当成果”的大陆文坛乱象!
 
前不久从律师蒲志强处获知余杰被人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也因此被罚巨款,我不由得问提倡“以真话来维权”的余杰为何不以诽谤罪把徐林正告上法庭?!这可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清白和信誉,而且属于“非政治化的维权活动”。维权不正好从自身权益入手?然而余杰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不选择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清白,而是象李敖一样面对事实斥责徐林正是“小人物”。要知余杰那时还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
 
我历来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来不会斥责谁是“小人物”。即使余杰没有剽窃,就凭这种蔑视他人的态度我也觉得余杰非正人君子也!更何况余杰确实剽窃。
 
让余杰一举成名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 悔》和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的结构和内容雷同。张文于1999年10月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张育仁认为余秋雨缺乏忏悔,希望他忏悔。而余杰只是把重点转移到质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并斥责余秋雨是“文革余孽”和“才子加流氓”。徐林正在《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一书里有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仅举一例。
 
张育仁写道:当他‘更多地把笔指向对象世界’时,他确是‘下笔力透纸背’;可是他却很少把笔毫不犹豫地指向自己。⋯⋯余秋雨身为‘拷问者’的种种机巧而艺术的躲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我们对这个大名鼎鼎的‘拷问者’的‘资格’产生了怀疑。
 
余杰则写道: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工夫。⋯⋯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 年以来的历史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仅此一例就形象地说明余杰不仅从鲁迅处学会了剽窃,而且也学会了只责骂他人,不管好自己,他们给别人扣的高帽子几乎都适合他们自己。我当初没有接受万之的邀请加独立入笔会,就是因为我不愿意与鲁迅徒为伍。但我是独立作家,关注依照国际笔会的宗旨创建的独立笔会。一个不知悔改的“文坛剽客”能够加入笔会并领导笔会,本身就是丑闻。在此我希望余王的支持者们不要再包庇余杰,立即劝余杰主动辞职!就是说,我象真正的“六四之子”蒋品超一样坚决支持高寒们罢免余王,否则,不仅有辱独立笔会,也有辱每一位以诚信为本的独立作家。
 
余杰的支持者
 
与余杰的《以真话来维权》同时(7月28日)见网的是丁子霖对仲维光的《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和《从德雷福斯事件看余王排郭丑闻》的读后感。此一看似偶然的巧合不正回答了丁子霖的问题为何仲维光“写文章,凡是抓住余王,都会拉上我陪绑;反过来也是一样。我真不知道我与这两位后生究竟有什么命定的关系?”况且首发这两文的网站“民主中国”都一致拒绝发表《从德雷福斯事件看余王排郭丑闻》。
 
我很高兴丁子霖对仲维光的最初印象也“是一位学者型的知识分子,长于思考,富有批判精神。”丁子霖在文中否认仲维光透露她在2005年全球联合纪念六四时曾提出如果有法轮功参加,我就退出。不过民运阵营的人都知道去年纽约在筹办六四纪念活动时,由于丁子霖反对“退垮中共”等原因导致激烈争执、共特趁机捣乱,最后各自为阵。今年五月我在柏林机场接待各地来宾时,正好接到相关人士,我还趁机打听详情。
 
正如仲维光所说,“余王拒郭”丑闻得以发生是因为有不少象丁子霖这样的知识份子即使明确表示“我的儿子就是被中共的军队用枪弹射杀的,我还会去拥护这个杀人的党!(徐沛注:此处应是问号,如此笔误也说明问题。)“,但当《九评共产党》引发了三退浪潮,越来越多的华人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终于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从心里发出”退垮中共“的呼声时,他们却会用什么”纪念活动的气氛应该是庄严、肃穆的,不宜采用‘退垮中共’这样带有浓重宣传色彩的口号“的借口来阻拦人们让”退垮中共“响彻云霄!
 
对此我作为几未受党文化毒害的诗人很难理解。无论如何,丁子霖自己承认她反对“退垮中共”的口号就足以证明仲维光没有冤枉她。仲维光也没有过高地估计丁子霖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而是看到长期在中共大学从事意识形态教育的丁子霖在中共国知识界的代表性,想以此来说明“余王拒郭”丑闻得以发生的“气氛和背景”。我上网以来,目睹仲维光参与纪念李慎之的讨论,回答许良英的指责,用批评来祝贺刘宾雁,到今天的对“余王拒郭”和独立笔会的看法,他的立场始终如一。他一直是位长于反省,勇于批判的学者。他之所以在谈到余王时,拉上丁子霖,是因为涉及了对自由、信仰、法轮功和党文化的看法。如果丁子霖没有看到这点,那么,她就辜负了仲维光的一片好心。仲维光不过是想把自己的反省与读者分享,毕竟他现在生活在自由的天空,可以无所畏惧地面对被抛在身后的历史和中共。
 
丁子霖的自我辩护还透露这位因失去爱子而被迫抗争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确实深受中共媒体和党文化的毒害。她对法轮功缺乏了解,文中涉及法轮功的文字与共特散布的谎言差不多。法轮功乃佛家修炼大法,师父李洪志在《转法轮》中明确表示他来度人,不问世事。信仰者各自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法轮功学员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的信仰权。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主要忙于揭露迫害、寻求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希望早日以和平的方式促使中共停止迫害。
 
为了讲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创办了能与中共媒体抗衡的《大纪元》、《新唐人》和《希望之声》等自由媒体。不仅法轮功学员可以在上面讲真相,众多异议人士包括六四受害者都得以利用这个自由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三大媒体实际上已成为海内外民运的平台,它们把各种真相传播到大陆,打破了中共的信息封锁。
 
对于六四屠杀,法轮功学员因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认识,并因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上述媒体的报道而重新认识六四、认识民运。我自己在“六四屠杀”发生的当天就去波恩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因为那天我正好在波恩玩儿,笔记本上记载着:“昨天去了Bonn,惊悉政府的法西斯行为,无限愤慨。上午请求主人将我载到中国大使馆,寄希望能碰上反法西斯游行,未能如愿,愤愤然!”
 
而当中共开动国家机器诬蔑法轮功并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海外媒体却鲜有报道,民运人士也很少为法轮功呐喊,以致我要到2002年自己回大陆时才得以了解这场迫害的严重性。这以后我就象当初抗议“六四屠杀”一样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因为我视抑恶扬善为作家的天职。
 
可惜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只引起丁子霖反感“海外某些法轮功活动人士做法”。丁子霖还声称“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中国大陆,由于某些法轮功人士的有悖于常情常理的做法以及一些法轮功媒体的不实宣传,现在民众对法轮功的同情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
 
难道丁子霖不知道以高智晟律师为代表的无数民众已开始同情和关注法轮功吗?正是因为仲维光是个负责任的学者,知道落笔千斤的道理,才不能容忍丁子霖“任意瞎说”,虽然他和丁子霖有私交。而正是因为丁子霖今年2月份给高智晟律师的那封公开信才让海外同情丁子霖的民众“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
 
仲维光和我对丁子霖态度的转变就是明证。今年柏林民运大会召开前一天正好是母亲节,大会专门在晚餐前搞了个聚会给来宾放映有关天安门母亲的短片。薛伟不明白象个话匣子的我为何要他帮我打草稿以作开场白,我当时只好搪塞因为我几乎两夜未睡,头脑不清,其实也是因为我联想到丁子霖对“土包子”高智晟的阻挠而心怀不满,不知该如何当众提她。
 
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吴弘达、余杰和丁子霖的共同点是在紧要的关头选择站在中共的立场攻击法轮功,还倒打一钉耙。暗地里打法轮功学员小报告的吴弘达,公开出面阻挠蓝丝带运动的丁子霖,不惜用鬼把戏阻拦美国总统接见郭飞雄的余王或许主观上不想迎合中共,可惜他们却在客观上帮了中共的大忙,阻碍了因有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而变得声势浩大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或曰蓝色革命的进程。
 
丁子霖和仲维光、余杰和徐沛都推崇哈维尔的名言:“要为真实而生活,知识分子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
 
现在到了读者们必须判断谁是谁非,谁是真金,谁是镀金的时候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而对待法轮功的态度确实是对人心和智慧的一次大考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2006年7月29日草、8月1日定于科隆大教堂边
2011年8月1日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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