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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健将知多少?—兼评首届藏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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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简单说来就是民众争取人权的运动。如果把专制社会看作一个运动场,那么,必然会在各个领域中涌现出抵制共产暴政的社会运动员。靠宣传(谎言)骗取民心,夺取政权的中共也必定在其全权操控的媒体中,给反共抗暴者扣上“反革命”等各式各样的高帽子。

 

一九七六年,我十岁起开始结识共产高帽,去年我自己被扣上“法轮功分子”和“反华人物”两顶高帽在中共媒体上示众。对此我很高兴,这无异于是对我零三年上网义务抵制中共谎言的最高奖赏,我以此为荣!因为我上网的初衷就是为法轮功打抱不平,对中共暴政说不!

 

现在法轮功弘传世界,由法轮功学员组建的神韵艺术团在各大洲巡回演出,神韵光碟在大陆广为传播,过去的十年里,法轮功在中共的迫害中传遍了全世界,用不着我再为法轮功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继续为被抹黑的民运精英洗刷污名,毕竟我从六四屠杀后就在德国涉足民运。 

 

 

1 “海外动乱分子” 

 

民运先驱徐水良的网文《新华社文章故意曲解本人意思,特重贴相关文章并加说明》令我再次慨叹:中共的邪恶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抹黑对手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徐水良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挑战中共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而饱受中共的迫害。中共笔杆子给他扣的帽子是“老牌的动乱分子”,并歪曲他的原意,引用他的话来抹黑象他一样为推翻中共暴政而奋斗的民运人士。

 

今年六月我去纽约参加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的系列活动,拜访了好些民运志士,其中包括“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的得主陈破空,他的时评政论尤其是专著《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令我一再击节称快。陈破空从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致力于促使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因八九民运在广州的领导作用而入狱近五年。当他提到八月会去瑞士日内瓦参加首届藏汉会议时,我暗自高兴。因为我从去年四月起就在德国用各种方式向达赖喇嘛、藏人和西藏之友建议:不要再和中共对话,而是要和中共的反对派对话!想来提此建议的人不少,一年半不到,一百多人参加的国际藏汉会议就在瑞士,这个流亡藏人在欧洲最大的聚居地举行了。而中共媒体则纷纷转载由梁效的后继者炮制的大批判《看达赖喇嘛和海外动乱分子的新勾结》。

 

在被中共扣上“海外动乱分子”的与会者中有遇罗锦、袁红冰、苏明等我知道的流亡知识人,也有吴弘达等已暴露了真面目的伪类。吴弘达以揭露中共的劳改制度闻名于世,赢得人权活动家的美名,可是当有人勇于揭露中共活摘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时,他居然在背后阻止美国国会就此举办听证会,并诬蔑与他合作的法轮功学员,而两位加拿大人权活动家却不惜排除重重困难,进行了相关调查,并发表了证据确凿的报告,证实中共犯下了又一滔天罪行。在真人权活动家的衬托下,吴弘达为了私利不惜害人的中共特色(简称共特),昭然若揭,一个伪人权活动家当然不配被称为民运精英。但正是因为有共特伪类的存在,世人才容易相信中共对民运的诬蔑。独立知识人比如在大学时被中共打成右派而遭到迫害的格丘山就是因为吴弘达们而不看好民运。其实,象格丘山这样看穿中共的极权专制,并敢于秉笔直书心中块垒的独立知识人何尝不是民运健将,虽然他们并未参与任何民运政治组织或政治活动。

 

通过敢在纽约对民运志士郑科学大打出手的伪维权律师李建强(刘路),我获知中共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后专门出版了三本书来抹黑民运及其名人。伪类吴弘达也被算成了民运精英。而名列榜首的是八九民运的巾帼英雄柴玲,可见天安门一代对中共的打击有多么巨大!毕竟二十三岁的柴玲在其著名的五二八讲话中已认识到,“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可惜,因六四被中共开除并流亡的严家棋似乎在二十年后都没有达到这个思想高度。

 

因为严家棋在藏汉会议期间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不仅赞赏六四屠夫邓小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在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也没有敌对关系。”严家棋曾当选为六四屠杀催生的最大民运政治组织中国民主阵线的首任主席。他来德国演讲时,还获得过我的掌声。二十年后,面对他在日内瓦的发言和答记者问,我只能慨叹他还没有打碎中共强加给中国人的马列枷锁,也对中国文化几无所知。

 

严家棋在采访中还表示,“因为我们汉人总体来讲都是相信孔老夫子一套,是无神论者。”他居然会认为宣扬“天命论”的孔老夫子是无神论者,他的“我们汉人”指的应该是象他一样从小被中共洗脑的中共党文化人吧?因为我认识的汉人十有八九都是有神论者,即使他们不炼法轮功,不信基督教,不皈依佛教。连比严家棋早近三十年加入中共,但受过私塾教育的我父亲也不能算无神论者,因为他相信算命先生!

 

好在后来者居上,去年被中共媒体扣上了“最丑陋的留学生”的留美学生王千源的名字也出现在一份日内瓦会议与会者的名单上。这位八八年才出生的女留学生二十岁就在大纪元的采访中表示,“中国存在很多问题,根子上是政权体制问题。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是在给自己造棺材,中国人民在觉醒当中,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将有更强的力量反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将自毁于这一代。” 

 

显然首届藏汉会议不由袁红冰、苏明、陈破空、王千源等主导,所以会议共识的水平大大地低于这些中华精英的个人见识。

 

 

 

2  达赖喇嘛与民运精英

 

中共给达赖喇嘛扣的高帽不少,其中“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兽”去年在德国被媒体广泛转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达赖喇嘛在欧洲从得不到官方警卫,到今年七月到法兰克福演讲时,仅主办方就动用了二百二十多个私人保镖,官方动用的警力则是秘密,不过警戒规格为最高级别,也即和美国总统到访的规格一样,安排了直升飞机、救护车等应急。  

 

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会见了第一个公开宣布退出共青团的反毛英雄王容芬等八位旅欧华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达赖喇嘛在座谈中表示,“所以如果中国变成法制的国家,有一个透明的制度,然后有一个自由的媒体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状况就会向良性发展。如果中国民主化之后,那么西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遗憾的是,达赖喇嘛虽然也表示共产党该退休了,但他似乎不明白中共不会自动退休,不解体中共,中国不可能民主化,西藏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其实这只不过是民运知识界的常识啊!

 

面对共识中诸如“此次汉藏会议的共同愿望是:让藏人获得自由,避免西藏文化被灭绝的命运”的语句,我觉得非常滑稽,好像汉人享有自由,中华文化没被中共破坏似的。

 

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第十四代传人,堪称道德楷模,在中共长达五十年的迫害中,他以自己的人格征服了世人。遗憾的是这位以和为尚的喇嘛缺乏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导致他会时不时流露出对罪行累累的德国纳粹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好感。为此, 德国的《明星》周刊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刊登了对他的批评,表示他为了“您需要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而“全面开放,以致到了随意的地步”,甚至善恶不分。而我今年七月在德文文章《热比娅对达赖喇嘛》中则指出达赖喇嘛说他是“马克死主义的和尚”站不住脚,也不负责。首先马克死提倡无神论和暴力论,与佛教完全对立。其次,以达赖喇嘛的地位说这样的话既是对释伽牟尼的亵渎,也是对民众的误导。

 

依我之见,达赖喇嘛象东郭先生,靠他不可能战胜共魔。但我不反对谁崇拜他,给他叩头。更何况无论是达赖喇嘛,还是会议共识都会揭穿中共的谎言,反照中共的邪恶。

 

达赖喇嘛也好,西藏流亡政府也罢,都属于对抗中共暴政的力量,但我个人认为民运精英比如刚在中共的伪法庭上赢得母亲支持的郭泉,以及中国过渡政府更接近大陆民众,更能唤醒大陆民众,促进中国走向民主。而过渡政府的旗号“正义必胜  解体中共”深得民心,对此汪兆钧(中共安徽政协委员、大陆知名企业家)表示,“ 我为什么拥护中国过渡政府?— 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她!千言万语可以浓缩为两个字:‘渴望!’”

 

正是在大陆民众的渴望下,零六年,关心民众疾苦的民运先驱伍凡在大陆“军中声音”的提倡下,创办了未来中国论坛—“一个加速中共解体, 筹划未来中国的平台”。我是在刘晓波等人的批评声中首次登陆未来中国论坛并在上面张贴了我的文集《鲁迅天敌》,这之后我就很少光顾。

 

三年后,未来中国论坛已有 14968 位注册会员,在这个基础上于去年元旦成立中国过渡政府。

 

在纽约时,就有人在我面前说中国过渡政府是儿戏,回德国后,当过渡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唐柏桥在纽约遭暴力攻击后, 易改不仅恶意讽刺唐柏桥,也嘲笑过渡政府,还断定法轮功“为唐柏桥这样的人背书张目,与儿戏的过渡政府进行捆绑”。

 

因此,我特意上中国过渡政府的网站并找与唐柏桥关系最密切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支持过渡政府完全是个人行为,法轮功作为度人的修炼大法超越政治,炼法轮功的学员各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不会也不可能作为群体去支持某个政治人物或党派。唐柏桥挨打后,获得美国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和声援,那是因为他一开始就以实际行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更何况中共输出暴力,象输出谎言一样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每个华裔公民都应该加以抵制。

 

从我零五年与唐柏桥有联系以来,他的个人见识在我看来都很在理,而且我乐于与中共及其共特唱对台戏,中共迫害谁,共特谩骂谁,谁就会引起我的关注。

 

而唐柏桥最近就藏汉对话表达的观点也与我一致,他表示,“如果我们能形成‘中共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中共很快就要走向灭亡’(政治学意义上)、‘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合理的手段促成中共的早日下台’的三点共识,未来我们做什么,以什么方式做都不再是问题。”

 

我相信一个没有道德品质的人不可能象唐柏桥一样会十几年如一日地声援大陆百姓,抵抗中共暴政;我也相信民运就是大浪淘沙,在反共抗暴的过程中会淘汰或曰曝光一切品质恶劣的小人比如吴弘达。我则愿意用我的笔如实地记录下涌现出的民运精英与被曝光的伪类共特!

 

 

零九年八月于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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